我出生的时候，家住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的“三岔口”。至今想起来，我对三岔口感觉还很亲切，那里的山和巍然挺立的毛主席语录碑，在我的记忆中都依稀可见。当年，爸妈都是喀什公路总段的职工，妈妈是养路职工子弟学校的教师，性格要强。至今妈妈还经常跟我说：“怀着你的时候我都不休息，还经常爬三岔口的山，你现在的身体能上高寒缺氧的昆仑山养路，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”。那时交通条件很差，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

　　三年后，我们家搬到了莎车养路段，妈妈改行做了电焊工。有次公路局的刘永寿书记来检查工作，坐的是北京212吉普车，由于走的都是石子路，路况不好，缸体被颠裂了，几次电焊后的效果都不好，仍然漏水。为此准备了一条水袋，边走边加水。结果到我妈妈这里，彻底给焊好了，司机一个劲地夸她技术好。

　　如今，经过叶城县，看到水泥的九道桥，我都要感慨一番。1977年，莎车养路段奉命抗洪抢险，修复当时还是木质的九道桥。妈妈的工作是看发电机组，正是暑假期间，我也跟着来到了这里。在养路职工砸桩的号子声中，我却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，在木桥下掏鸟窝、钓鱼、抓蛇……对我来说，这里就是一个神奇的乐园。那时大家住的都是帐篷，印象很深的是帮妈妈在小闸口的激流中洗那些紫色的茄子、绿油油的辣椒。这里的蛇特别多，有时揭开坐卧的麻袋就会发现一条，至今我还记得抓蛇的感觉，倒拎着蛇，蛇都有我一样高。从村口一直提到宿营地，两边的人群特别是维族老大妈都惊呼起来。

　　九道桥融入了我快乐的童年，成了记忆中一道靓丽的风景。成家后每次经过这里，我便当起解说员，不厌其烦地给妻子、女儿讲述当年的情景。

　　1978年5月，我们家又调到了“三零八筑路队”，单位距离叶城县约十公里。我当时欢天喜地，以为要到一个“桃花源”似的好地方，结果去的是一个长着整齐沙枣林的戈壁滩，我顿时感到很沮丧。好心的管理员周伯伯帮我们卸行李，妹妹抱着一只老母鸡站在旁边，我第一次见到沙枣树，准备折几枝给老母鸡垫窝，发现花枝上竟然有刺，但那四溢的香味让我一下子高兴起来。于是，我们就像坚强的沙枣树在这里生活了下来。

　　“三零八筑路队”是由维、汉、回、哈等多个民族的筑路职工组成，一直活跃在边疆高原，和新藏公路也颇有渊源，据说我们养护的新藏公路的部分路段就是“三零八”修筑的。如今，在阿卡孜公路段的K143处，还有一件我们养路工人的文物，那就是一座直径约两米的“毛主席戴军帽”的侧面头像，旁边还配有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字样。这座头像取材于昆仑山的黑白石头，雕刻技艺高超，构思精巧，神情逼真，过往旅客在山路上很远就可以看到主席像，肃然起敬。这幅石像的作者就是“三零八”的老职工金贵生，我记得八九岁时还坐过他的“轿子车”（也就是大巴），印象中他总是和和气气不温不火，驾驶技艺却是一流。

　　还有在赛图拉公路段的K326处，有一个长约20米的过水路面，在这山水之间，大片雪水从路面滑落，清澈见底，让人忍不住要喝两口。仔细观察这个过水路面，仿佛是用一块块大的青玉砌成，镶嵌得是那么漂亮，浑然一体。路边的里程碑也是石刻的，笔画流畅圆润，这也是“三零八筑路队”

　　能工巧匠的杰作。

　　在“三零八”这段日子，每个星期日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要么和小朋友一起采蘑菇，要么就是和爸爸一起上县城买小画书……那时没有公交车，小孩们就跟着父母去乘“解放牌”货车。我们都练就了爬大箱的好功夫，一阵大呼小叫之后，就竞相爬上了车。那时候路况极差，车开得很不稳，我记得一次购物回来时，由于刹车太急，有个阿姨买的一摞瓷碗全部碰碎了。而现在，两元钱的公交费就可以安全舒适地来回。

　　1981年，我十一岁时，跟妈妈回湖南老家，去乌鲁木齐乘火车。车辆行驶在黑色长龙般的柏油路面时，我叹为观止。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，道路就应该是石子和泥土做成的，只有县城的街道才是柏油路面。在从叶城县通往乌鲁木齐市的1700公里的路途中，我总在想柏油路快完了吧，但是，一直没有。我兴奋了一路，心里想：修路的叔叔、阿姨真是太伟大了，我也要成为他们的一员……

　　1992年12月，童年的梦想实现了——我到了叶城公路总段工程队参加工作，主要负责新藏公路的养护。

　　盘旋于巍巍昆仑山的新藏公路摄人心魄，同时，它又是几代养路人的精神家园。在上世纪90年代前，许多路段都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，而且是单行道，会车时其中一辆车只能在略宽地静静等待。一位大姐说，她上过一次有八九层公路的阿卡孜达阪，吓得她都不敢向下看，感觉轮胎就像悬在悬崖边。

　　当年的老路确实如此，至今遗址还在。那时我们的平地机手上山刮一趟路，里程是1449公里。从叶城县林场至西藏普兰县，一个来回就是两个月，衣食住行都在车上。平地机带一个自制拖车，外面用帐篷包着，可以吃饭、睡觉。机手回来以后满脸的大胡子，两眼通红，大胡子可防紫外线，眼睛通红是缺氧所致。刚回来时，他神情呆滞，语无伦次，还有厌氧症，在平原地带缓冲了很久才恢复正常。

　　1992年，武警八支队重建了新藏公路，在阿卡孜公路段女子道班的精心呵护下，如今的山路宽阔而又舒适，现在的阿卡孜达坂是“车行悬崖边，人在山中游”，成为叶城县一道奇险的风景线。养路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，告别了潮湿的地窝子和昏暗的煤油灯，修建了土木砖房。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，以机械养护为主，出去就是一个“舰队”，饮食结构，供养设备，高原疾病防治都有了较大改善。

　　2007年10月6日是新藏公路50周岁的生日，为此，自治区在叶城县举行了隆重的庆典。我也听到了几位新藏公路的老人讲过去的故事。

　　退休职工赵玉文师傅说：“海拔5000的昆仑山上，最缺的是什么？是氧气，缺氧的滋味不好受，头痛、胸闷、恶心，最活泼的人也蔫蔫地不再开口说话。上山前我想，咱是农民的儿子啥苦没吃过？

　　山上能苦到哪去？结果一上到海拔5000米，人就不行了，上不来气。这时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我能活下去吗？一路尘土飞扬，喉咙里都是灰，连水都不敢喝，一喝就会把灰都咽下去了……”

　　“那时我们一切想着毛主席，一切跟着毛主席，再大的苦我们也能吃。我们在地窝子一呆就是半年。没有水吃，就到河里取。河里都是冰，我们就化冰取水。由于气压低，饭怎么都煮不熟，水40度就开了，米饭上面是生的，下面已经糊了。没菜，能钓上鱼改善一下伙食就是天大的喜事。”

　　李师傅说，日子虽然苦，但是大家怀着共同的信念，还是乐观的。

　　还有位退休工人叫吐鲁洪·穆玉奇，父亲是汉族，叫穆玉奇，当过警卫员，母亲是维吾尔族，按照维族的取名习惯要把父亲的名字加在后面。吐鲁洪·穆玉奇体壮如牛，心地善良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抗洪抢险中，他以一当十，四个人抬起一块大石放在他的背上，再由他运走。他饭量也大，经常吃不饱，段长干脆批准他吃两个人的饭。2001年，吐鲁洪.穆玉奇为了看望病中的弟弟，竟然骑着摩托连续跨越3座“一山放过一山拦”的达坂，成了一个传奇人物。

　　听完他们的故事，我又回想起了小时候关于路的那些梦。一眨眼，我也参加工作十多年了——在昆仑山颠的红柳滩，养护着海拔最高，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国道219线。养路老前辈说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红柳滩到多玛。”说的就是昆仑山巅的这段路。

　　红柳，是新疆养路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植物，它生命力顽强，婀娜多姿，总会留给人一片粉红色的回忆。它长遍大疆南北，从平原到高原，但昆仑山的大红柳滩是它的最后一站，在这个海拔4200米，含氧量为平原48%的地方，红柳留住了自己的生命之美。红柳滩的真正含义就是：红柳滩后无红柳。